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两会代表委员为教师减负建言

纵观教师负担的各种乱象，“婆婆多、权力小”是其面临的根本难题，要真正为教师减负，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刻不容缓。

见习记者 | 万景达

本报记者 | 黄 浩

“希望我能在两会上替这些‘表哥表姐’说句话。”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编剧蒋胜男关注到“表哥表姐”一族的填表之苦，她在微博上发起一项了解“困于各种表格App和各种烦琐的行政打卡”情况的征集，收到了大量来自一线教师的留言与信件。

教师减负是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连续多年两会期间都受到代表委员的关注。如何为广大教师卸下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教师减负，成效几何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关注教育领域的一项实事。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2023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提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直指教师承担的非教学任务之重。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各地也是下大力气“出大招”“出真招”“出奇招”。

今年2月26日，湖南省教育厅制作“教师负担码上报”小程序上线。据悉，凡是违反《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要求、加重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各类事项，都可线上通过小程序反映问题。

去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发布贵阳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20条，详细列出20条与教育教学无关事项，并提出“五必须五严禁”。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类似的禁令。

“堵”的同时也需要“疏”。2021年，浙江省温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双减”背景下教师关爱工作的十条措施》，其中提出“推广AB岗位制”，同时鼓励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不过，在各地陆续发布教师减负相关政策的同时，目前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问题仍不容忽视，部分地区教师负担过重现象依然存在。

2023年，光明日报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减负一直在提，但始终减不下来，根本原因在哪里？

民进中央调研发现，中小学校在教育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依赖行政部门的调配，办学相关的各种资源掌握在不同行政部门手中，学校不得不承担临时性增量任务；学校和教师需要不断去横向竞争大大小小的奖项和荣誉，各种评比检查也会造成教师负担。

此外，诸如学生寄宿、在校午餐午休等，教师也要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而一些家长对学校、教师有着过高期待与过度依赖，存在“甩手掌柜式放任”和“投诉举报式参与”现象，教师身处舆论高压，为自保不得不加班；而分数和升学率仍是地方的教育政绩、学校教师的教育成绩，在这种功利化的导向下，教师负担不断加重。

问题还是老问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减负依然任重道远。

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纵观教师负担的各种乱象，“婆婆多、权力小”是其面临的根本难题，要真正为教师减负，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刻不容缓。

解铃还须系铃人。为教师减负，必须缓解其行政压力，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权责范围。为此民进中央建议，成立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教师减负专班，建立政府多部门协同参与的教师减负工作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各部门权力和职责边界，减少其他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资源掣肘；完善政府购买学校后勤服务，将学校的安全、卫生、基建、食堂、住宿等非教学事务分离出去。

教师不应该是“弱势群体”，建立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建议，要健全监督机制，设立非教学事务进校园举报电话并向全社会公布，对查证属实情况的责任人给予处分；开展学校非教学任务问题专项整治，一方面整治校园形式主义问题，严格限制各类考评事项，另一方面整治不合规定的摊派任务和责任人，打造清朗的教育教学环境。

学校是教师开展教学的主阵地，为教师减负，学校也需要“挺身而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唐景丽建议，在开展相关进校园活动时，要尊重教学规律，主动听取学校意见，不人为增加学校与教师负担；学校管理要转变观念，整合校内各种通知和任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教育集团总校长刘希娅注意到，在人口呈现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等趋势下，中小学过高的生师比对教师带来的负担不可忽视。为此，刘希娅建议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共同牵头，将现行小学师生比调整为13:1，初中调整为8:1，高中调整为4:1，使教育经费投入从硬件投入走向内涵投入，减轻教师负担；根据人口变化，建立动态调整师生比机制，每十年核算优化调整一次师生比，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对基础教育的要求。

“目前，许多学校不缺校舍缺教师，但一位教师通常任教2个班以上，特别是遇到大班额，教师负担过重，影响育人质量。”刘希娅说。

信息多跑路，教师少跑腿

近年来，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基础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技术本来是提升教师工作效率的利器，在某些地区和学校却沦为了形式主义的“帮凶”。

蒋胜男发现，各不同级别不同门类的单位争相推出各自所属的App、公众号、视频号、美篇，为了各单位的数据好看、工作留痕等，“表哥表姐”们还需要进行纸质和数字表格双重工作，去上级部门的App上写问卷、打卡、拍照、拍视频、美化上传，发朋友圈并截图上报……

“大数据不但没有为‘表哥表姐’们减负，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婆婆’们越级下达指令。”蒋胜男说。

如何反客为主，发挥大数据平台资源整合和共享的优势，助力教师减负？

光明日报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联合调研组建议，充分应用信息化、大数据等资源手段，建构以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环境等为主要维度的“负担监测系统”，为教师减负提供数据支撑。

蒋胜男建议，以市一级为中心，利用原有大数据平台，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系统报表数据中心。她表示，在AI时代，各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报表中心自建相应报表规格下载所需报表，实现高效的数据处理和信息共享，同时基层提报数据形成多部门共享；此外，对于数据的输入、修改和传输等操作，她提倡“数据网上走”“报数不报表”。

无独有偶，民进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建议，要建立健全区域范围内的教育体系大数据平台，帮助学校设立电子台账，减少学校的反复报表和统计工作；搭建一体化的校务管理平台，形成“教育教学事务一张网”，让信息多跑路、教师少跑腿。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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